谭嗣同的生命是短暂的，只活了33岁。

不过，他的思想和行为，代表了那一代先进中国人真诚的理想和追求。

他是百余年来激进分子的前驱和榜样。

家世

谭嗣同的先祖在明代因战功受封侯爵，后来谭家一个支系迁到湖南浏阳。

清前中期一百多年里，浏阳谭氏弃武经文、耕读传家，是地方上一个不小的家族。

1859年，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考取进士，谭家又恢复显赫，跻身浏阳谭、宋、黎、刘四大家族之一。

1865年3月10日，即同治四年春二月己卯，谭嗣同出生于北京，当时父亲在京城做官。

谭嗣同的家庭关系复杂，他共有兄弟姐妹八人，他排第七。

他的父亲纳了两个妾，母亲虽然是正室，但得不到谭继洵的宠爱，家庭地位偏低。

父亲对他冷漠，继母又虐待他。他与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不融洽。幼年的谭嗣同身体羸弱、性格孤僻、倔强独立、多愁善感。

1876年，谭嗣同的母亲、大哥、二姐都因白喉病的传染过世，他自己也在病床上躺了三个多月。继母虐待他，使他受到了受到了很多“殆非生人所能任受”的痛苦。

谭嗣同的性格中有很强烈的忧伤、悲怆的成分，具有与其年龄不相符合的强烈忧患情怀。他又相当坚强独立。不幸的生活遭遇反而磨砺、培养了他不屈的抗争性格。

旧式家族表面温馨和谐，内部勾心斗角。谭嗣同幼年的经历，使他从小就具有了反抗精神，即使失去生命也要打破这种伦常名教的关系。这种长期与纲常名教相冲突的生活，是他反思纲常的重要思想来源。

谭嗣同十分叛逆，有着相当强烈的“异端”伦理的倾向。

这并不是因为身为官宦公子才任性，而是对当时父子君臣的反感。可以说，谭嗣同遭遇了非常人能忍受的痛苦的时候，也一定在寻找造成他的遭际的原因并寻找解脱的办法，“嗣同纵人也，志在超出此地球，视地球如掌上，果视此躯曾虱千万分之一不若。”

学问

作为官宦家庭的孩子，谭嗣同自小接受了传统的中国文化教育。他五岁启蒙，学习传统的经世之学，并学习诗文。

24岁时，他从老师那里学习王夫之的学问。其思想已经由早期的经世之学转化为注重内在义理的船山学。

他称赞王夫之为“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而已”，他形成了以船山学为首推的中学思想。

后来他又从著名佛学家杨文会那儿学习佛学，将佛学与儒学结合在一起。

谭嗣同提出了“仁”—“通”—“平等”的哲学思路。“仁”是人类社会的唯一道德准则，人不要“妄生分别”，要破除人、我之间的差异，达到“通天地万物人我于一身”的目的，父与子、君与臣都是独立的个体，要破除外在表象，通过“独尊灵魂”的方式构建出平等、民主的大同社会。

1894年，谭嗣同29岁，甲午战争失败一事，曾让谭嗣同绝望一时，“当馈而忘食，既寝而累兴，绕屋彷徨，未知所出。”当时与他在湖北的商议救国策略的唐才常一起，“彻夜不寐，热血盈腔，苦无藉手，泣数行下。”

三十岁之后的谭嗣同开始学习“维新变法之学”，以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为目的。

这一阶段，因为在武昌，他结识了很多张之洞的幕友，接触了大量数学、物理等方面西学知识，加深了对西方自然科学的了解，将西学融入到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中。

1896年，他在上海拜会了传教士、翻译家傅兰雅，在北京结识了梁启超。还在天津接触到火车、轮船、电线等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在唐山见到煤矿、漠河的金矿等矿业发展情况等。这些是他新学思想主张的重要来源。

甲午之后，他对晚清朝廷彻底失望了，也对整个中国传统进行了反思批判。

他在《仁学》中列举了清政府严刑峻法、苛捐杂税、官场腐败、愚化百姓等罪状。种种迹象都暴露出了清政府统治的诸多问题，显示了清政府的无能，这种矛盾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只有通过“誓杀尽天下君主”，才能实现民主、独立、平等的大同社会。

他认为，清政府的“其土则秽壤也，其人则膻种也，其心则禽心也，其俗则磊俗也”。清政府“凶残淫杀之威”，攫取中原财物，屠杀中原人民，而且“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术”。

清政府既然不好，就要重建借用西法为华夏建立新的礼俗和新的制度。要实现平等自由。

谭嗣同视外在于心者皆为“罗网”，网罗皆须破除；罗网之核心是“伦常”，具体言之则是三纲五常，故欲心得自由，三纲须完全破除。伦常既是生活方式，又是礼俗和制度，冲决伦常即是调整生活方式，简言之，即是为华夏重新制礼作乐。

这是谭嗣同在当时内忧外患之下，学习中西方学问之后，自己提出来的拯救之道。

政治

谭嗣同在科举考试中是一个失败者。他国子监生员的身份都是花钱买的。1885-1894年十年中，他参加过五次乡试，都落榜。

屡考屡败，使他常常有一种受挫感。

1896年，他的父亲给他捐了一个江苏候补知府。

在这前一年的1895年，他自己在湖南老家组织算学社，又在南台书院开设新式课程。他开始搞社会活动。

1897年，湖南巡抚陈宝箴请他到长沙办新政。他和陈宝箴、唐才常等人筹办湖南新政，设时务学堂聘任梁启超为总教习。

他参与的湖南新政有内河小轮船、商办矿务、湘粤铁路、时务学堂、武备学堂、保卫局、南学会等，而以南学会为最盛。

梁启超回忆他说“君实为学长，任演说之事”，慷慨论天下事，闻者无不感动，“湖南全省风气大开，君之功居多。”

湖南新政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新政，这是谭嗣同推动的。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同年8月，因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的推荐，谭嗣同被光绪帝征召入京。8月21日，谭嗣同到北京。

进京后，谭嗣同受到光绪帝召见。原本下令谭嗣同到江苏进行变法运动，但是第二天又决定任命他为参预新政的四品军机章京之一。

任命之后，谭嗣同等四位军机章京专门负责面奉谕旨的名义对各个地方的官员发布指示，这些指示直接下发给新进的军机章京，由其加签语，其工作方式与内阁的“票拟”大体相同。

虽然军机章京职位不高，但谭嗣同此时的权力实际上要大于军机大臣，这是因为军机大臣是奉旨拟旨，是先有旨意后有谕旨。

谭嗣同作为“参预新政”的政员，是先有意见，然后奏明，形成旨意。

在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主要是将他的政治主张放在处理戊戌变法的具体事务上。

戊戌维新的很多主张，是谭嗣同的意见。

维新运动碰到的阻力很大，推行不下去。谭嗣同去见袁世凯，想借重袁世凯的兵力进行改革。由于袁世凯告密，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9月25日，谭嗣同被捕，28日被杀。

有人认为，谭嗣同有强烈的革命倾向，维新不是其目的。

唐才质在《戊戌闻见录》里，具体地记载了谭氏与唐才常等人秘密策划联络哥老会，共同进行武装暴动的事实。再如，欧阳予倩所描述：“可见他（谭嗣同）骨子里的主张跟保皇党的主张有所不同，他对于利用光绪行新政，不过认为是一时的手段。”换言之，谭嗣同企图利用辅助光绪帝维新变法的机会，筹谋发动革命。

因对旧家庭生活的不满而反对旧家庭，因对国家形势的不满而反对朝廷，这就是谭嗣同。

性情

谭嗣同是天下奇男子，文武双全，为人情义深重。

他13岁时就写过这样一副对联——“唯将侠气留天地，别有狂名自古今”，人们称他“少年盛气，凌厉无前”。

他的诗豁达豪迈，如《有感》：

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如为人熟知的《狱中题壁》：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谭嗣同还自小习武，精通剑术、拳术，擅长骑马射箭。

他多次往来于大江南北，黄河上下，他自己形容这段经历是“东游江海，西极天山，飞土逐肉，斗酒纵横”，如古代游侠。

他很喜欢结交江湖好汉，少年时他就和有名的侠士——“大刀王五”关系密切。“大刀王五”，是北京的一位镖师，因为他武艺高强，善于使用大刀，所以人们称他为“大刀王五”。当时北京还有一位江湖侠士，人称“通臂猿胡七”，谭嗣同跟着他学了太极拳、双刀等武艺。

作为一个贵公子，又是个读书人，却乐于结交江湖好汉，一身侠气，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谭嗣同19岁就结婚了，当时，儿女的婚事都是由父母决定的，谭嗣同的妻子叫李闰。李闰也是出身书香门第，她的父亲李寿蓉，非常有才华，是著名的“长沙才子”。李寿蓉在咸丰六年（1856年）中进士，担任过户部主事等官职。

尽管谭嗣同和妻子李闰在成婚之前没有见过一面，他们婚后却十分恩爱。

谭嗣同33岁时送给妻子的一首诗和诗前的小序是：

“戊戌四月初三日，余治装将出游，忆与内子李君为婚在癸未四月初三日，恰一十五年。颂述嘉德，亦复欣然，不逮已生西方极乐世界。生生世世，同住莲花，如此迦陵频迦同命鸟，可以互贺矣。但愿更求精进，自度度人，双修福慧。”

这段话至少表明：一、结婚15年，谭嗣同依然记得四月初三是结婚纪念日，并特意写诗送给妻子作纪念；二、他们夫妻情投意合，就像生活在西方极乐世界；三、不仅是这辈子，他们还希望以后生生世世都能生活在一起，双双修得更大的福缘。这样的婚姻关系在传统包办婚姻中是不多见的。

谭嗣同尊重妻子也尊重女性。

谭嗣同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精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

他还主张“夫妻皆朋友”，丈夫和妻子应该没有尊卑高下，而是平等的朋友。

在当时的中国，有点地位有点钱的男子娶妾，也就是娶小老婆是很平常的事，很多人还先后娶好几个。谭嗣同的父亲就一共娶过三房小妾。

但谭嗣同始终提倡和坚持一夫一妻的婚姻，虽然他是巡抚的儿子，且才华横溢，却一生未曾纳妾，也从不纵酒狎妓。

谭嗣同和李闰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但不到一岁就得病夭折了，以后他们就再也没有过孩子。

当时，没有孩子的女人是可能被赶出家门的，不过李闰没有遭遇到这样的命运。

尤其与当时其他人不一样的是，谭嗣同并不要求李闰单纯做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他还要妻子做一个有思想、有眼光的女性。

他曾经送给李闰一副对联：“为人树起脊梁铁，把卷撑开眼海银”。

谭嗣同对妻子是很尊重的，维新运动兴起以后，谭嗣同又鼓励李闰走出家庭，当起了女学会的董事，创办女子学堂，和男人一样做起事业来。

谭嗣同弹得一手好琴，曾亲自监制了“残雷”和“崩霆”两架七弦琴。谭嗣同年轻时就爱好习武，常常在清晨闻鸡起舞击剑；同时也好弹琴，常常以琴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所以人们给了他一个“剑胆琴心”的雅号。

据说，1898年谭嗣同离开浏阳准备到北京参与变法的前一天晚上，他曾和妻子在烛光下对弹崩霆琴与残雷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