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现在的话语中，“土豪”已经变成了有钱人的代名词，而“劣绅”这个词就完全消失了。传统中国社会的“乡绅”阶层已经消失了很多年了嘛。可是，就在100年前，打倒土豪劣绅，那可是革命动员的重要口号。现在这个词，好像只能在看那个时代电视剧的时候才能一闪而过了。那么回到这个问题，“土豪劣绅”这个词是怎么来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自己的认识都迭代了好几个版本。

最早，我觉得，“土豪劣绅”，这就是一个革命词汇而已。当年既然要革命嘛，那革命的对象当然要被宣传成坏人。乡绅阶层，那本来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到了一个个具体的人，其中当然是有好有坏，有修桥铺路的，就有鱼肉乡里的；有德高望重的，就有臭名远扬的。在革命时代里，他们被普遍描述成迫害穷人的恶棍，也可以理解。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认识有问题。近现代中国的乡绅，确实有一个劣化的过程，他们承担的社会责任不如古代中国的乡绅多，和农民的关系比古代中国要恶化，这也是事实。那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我过去以为是因为取消科举制。大量农村乡绅，原来是有逼自己的子弟好好读书上进，考试做官的传统的。但是清末的时候，科举制取消了，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子弟明确的上进之路消失了，那乡绅的精神品质自然就劣化了。这个观点，我以前在节目里也讲过。但是你也听得出来，用纯粹的精神性的原因来解释一个社会现象，往往解释力都是不够的。

但是费孝通的《中国士绅》这本书，打开了看这个问题的一个全新的视角。

中国现代史上之所以大面积出现土豪劣绅，原因可能是两个：第一个是产业全球化问题。第二个是中国城市化问题。你看，两个原因，都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我们过去以为的思想原因和道德原因。

首先我们得理解一下“土豪劣绅”这个词背后的含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的乡村，乡绅不仅是财富的聚集者，也是文化的拥有者，甚至还是乡村道德和社会精神的维护者，他们和普通农民是共生关系。那为什么到了中国现代史上，同样一帮人，他们和农民的关系突然就变成了对抗关系，在革命话语里就变成了无恶不作的“土豪劣绅”。

我们来想象一下，在近代中国的某个乡村有这样一个家庭，我们就叫它王家吧。王家租种了当地士绅张老爷家的土地。春种秋收，一年忙活下来，给国家交完皇粮，再给张老爷家交完租子，剩下的粮食可能刚刚够一家老小的口粮。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就那样，但是农耕经济的波动性也不小，一旦遇到水旱灾荒，今年够，明年就有可能不够吃。

但王家也并不会觉得特别慌张。为啥？他们还有两个对付经济波动的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搞点家庭手工业。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有一个传统，叫做“男耕女织”,男的在地里干活，女的在家织布。这织出来的布，可不光是自己穿，这些布其实是当时农户的一种重要的生产剩余，可以拿出去卖，换钱的，这是家庭的重要收入。费孝通先生就说，自己小时候曾经在家帮自己的祖母织过布，他母亲结婚的时候，还收到过一台织布机当礼物。

可是到了近代中国，国门打开，洋货涌入，就纺织品来说，无论是价格还是品质，那些农户自己织的土布，就完全丧失了竞争力。因为经济全球化，中国农村普通人家的一条生计就被断了。

那回到社会关系上，乡村里面农民和士绅的关系，如果还有地主和佃户的关系，就会变得非常脆弱和紧张。因为没有家庭手工业收入做调节，双方之间就完全变成了零和博弈：你多收一点，我就少吃一点。你如果还正常收租子，可能就意味着这家农户今年的口粮就不够了。农民又没有其他渠道可以补足这笔收入。

所以，当时的士绅，或者说地主会觉得很奇怪，我这租子也没涨，可是下乡收租行为引发的敌意和反抗大增。对，对你士绅来说，这是传统的交易，但是对农民来说，这抗租抗粮已经是为生存权而战了，他们是正义的。

远在天边的英国纺织厂，农民看不见摸不着怪不了，但是上门收租子的士绅，那可是现成的逼命的恶鬼啊，你想，这士绅的道德形象还好得了吗？当然就变成了“土豪劣绅”了。

还有一个原因。

还记得我们刚才说，中国古代社会的农民有两条对付经济波动的方法。家庭手工业是其中一个。那另一个呢？其实就是士绅和农民之间的熟人关系。

你想啊，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大家都是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家是地主，是士绅，我租种你家的土地，正常年景我当然要交租。但是，如果遇到年景不好，我们家都要饿肚子，要活不下去了，乡里乡亲的，那个租子你还真的收的下去？要是因为催租子催得太紧，把人给逼死了，你也会落下一个“为富不仁”的恶名，这在熟人社会里，是很不划算的名誉损失。

所以，遇上灾年的时候，绅士很可能就会主动免去一部分租子，甚至送给佃户一点粮食，帮助他们度过灾年。

只要是熟人社会，这种民间的调节机制会大量存在。天天见面的人，受舆论环境的约束，还要做个案决策，人再心狠也狠不到哪里去。

但是近代社会伴随着城市化，问题来了。城市里的生活质量开始大幅度超越乡村，大量的士绅开始搬到了城里居住。他们在城里买房、生活，把孩子送进洋学堂，接受新式教育。那他们在乡下的田产怎么办呢？那还是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啊。当然就是委托人去代管。

这些受委托去找农民佃户收租的人，你管它叫二地主也好，叫职业经理人也好，反正他不是士绅本人。

这就带来两个问题。第一，这批人也要收入啊。他们这部分收入也只能出在田租里面啊，所以客观上就加重了农民的负担。第二，这才是最根本的问题。这些二地主、职业经理人，他们很少考虑乡里乡亲的情感因素，更不会考虑士绅本人的名誉问题。

说白了，作为中间商赚差价，他们要的是利益最大化，至于损失了士绅的名誉、恶化了士绅和佃户的关系，他们才不管呢。甚至有的关系恶化，就是他们拿鸡毛当令箭的结果。原来乡里乡亲的关系，变成了一个执行契约的冷冰冰的组织关系，那当然就失去了很多处理问题的弹性和人情。

于是，士绅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土豪劣绅”的现象就这么被塑造出来了。

这就是我对这个现象的理解的又一次升级。

你看，一个带有强烈情感色彩、道德色彩的社会现象要想真正被理解，我们就得一直往下挖，一直挖到那个没有情感色彩、没有道德色彩的最底层的社会变迁，我们才有可能看到它的真相。

今天就到这里，后面详细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