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藏《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 政典与经典的结合

朱汉民

我们为什么说，《白虎通义》是汉代的士大夫与帝王在合作过程中达成的文化共识与政治盟约?这一点，首先是从《白虎通义》的成书过程体现出来。

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后，儒家经典就逐渐成为汉代的国家制度、法律条文、治国原则、社会道德的思想源泉、文本依据。但是，儒家学者在建构经学知识体系的时候，因经典文本的不同、对经典理解的不同、师承关系不同，故而对经义的理解和解释存在很大的分歧。与此同时，由于儒家经学的文献典籍过于庞大，给国家治理的实际运用带来了困难，不利于学术化经典向治术化政典的转化。为了解决经典理解的不统一、学术化经学与治术化政典的相互配合等问题，汉代朝廷举办过两次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御前经学会议，一次是西汉宣帝主政时期的石渠阁会议，一次是东汉章帝主政时期的白虎观会议，两次会议均产生了并且留下了将儒家经典和汉代政典结合起来的相关文本。《石渠议奏》就是石渠阁会议中帝王与士大夫达成的政治盟约与文化共识，《白虎通义》则是白虎观会议中帝王与士大夫达成的的政治盟约与文化共识，由于《石渠议奏》已经遗失，我们能够看到的《白虎通义》就特别珍贵。

白虎观会议既可以说是一场由汉章帝召集各方卿大夫参加的讨论制定国家政典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可以说是皇帝出席、东汉众多经学名家参加的最高等级的御前经学会议。当时白虎观会议就留下会议记录《白虎议奏》，后来由著名儒家学者班固作进一步整理形成现有的《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德论》或《白虎通》。《白虎通义》不完全是一部国家政典，也不纯粹是一部经学学术著作，而应该说是汉代经典和政典的结合。

首先，《白虎通义》应该看做是一部汉代的国家政典。中国古代的“政典”就是实施国家治理、建立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尚书·胤征》载:“政典曰:先时者杀无赦。”孔传:“政典，夏后为政之典籍。”人们往往将天子、君主主持制定与实施的有关国家政治及其典章制度方面的书籍称之为政典。据《后汉书·章帝本纪》的记载，汉章帝四年下诏召开的讲论五经异同的白虎观会议，参加人员包括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等，由汉章帝“临制亲决”。可见，这一次会议的参加者主要是汉代朝廷负责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等方面顾问应对的政要和经学领域相关文化教育官员，他们要为汉朝的政治制度、礼仪规范、意识形态、文化教育承担责任。所以，这一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首先是与汉朝的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礼乐典章、法令刑律、经典思想、宗教信仰、教育体系、宗法制度等相关的国家政典的制定确立。《白虎通义》共四十四篇，其篇章分类明显是按照国家政典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经学学术的篇章分类。《白虎通义》的四十四篇包括的政典大事依次是:第一卷论爵;第二卷论号、谥、五祀;第三卷论社稷、礼乐;第四卷论封公侯、京师、五行;第五卷论三军、诛伐、谏诤、乡射;第六卷论致仕、辟雍、灾变、耕桑、封禅、巡狩;第七卷论考黜、王者不臣、蓍龟、圣人、八风、商贾;第八卷论瑞贽、三正、三教、三纲六纪、情性、寿命、宗族;第九卷论姓名、天地、四时、衣裳、五刑、五经;第十卷论嫁娶、绋冕;第十一卷论丧服、崩薨等。这四十多个政典大事的每一件又包含许多具体的问题。如第一卷论爵有十章，包括“天子为爵称”“制爵五等三等之异”“天子诸侯爵称之异”“王者太子称士”等十个问题。显然，《白虎通义》作为汉章帝“临制亲决”并希望解决的是政治制度、君主施政、国家治理、社会礼仪、意识形态等重大实际政治事务，故而《白虎通义》首先是汉代的国家政典。

其次，《白虎通义》又应该看做是汉代的重要经典著作。儒家“五经”作为汉代朝廷确立的经典，本来就与三代先王的君主施政、国家治理、制礼作乐等政治事务密切相关。汉代采用的“独尊儒术”方略，其实就是以儒家经典为依据确立国家的典章制度、治理方法。汉章帝下诏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通过五经经义的经学讨论，以探讨汉朝的政治制度、国家治理等相关的国家政典问题。所以，参加白虎观会议的不仅是汉代朝廷负责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等方面顾问应对的官员政要，同时他们也是当时经学领域的学术大家。参加白虎观研讨会议的十多位士大夫，其实均是当时学术地位甚高的经学家。同时，考察白虎观研讨会议的学术成果《白虎通义》，这一部大典的显著特点是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而论证、确立汉代政典。有学者做过统计，《白虎通义》四十四篇，引《尚书》及传八十四条，引《三礼》等礼类著作一百七十四条，《春秋》经传一百零八条，《论语》六十三条，《诗经》类六十九条，《易》学经传二十三条，《论语》六十三条，《孝经》九条，《尔雅》九条，各类纬书三十三条。从《白虎通义》引证的儒家经典，可以看出班固及其入会的经学家们的学术旨趣、经学思想。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评价，《白虎通义》“集今学之大成”。可见，《白虎通义》是两汉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著作，集中体现了两汉今文经学的学术思想。

将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做一比较，也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视角。因为这两本书有许多共同点:它们均是汉代士大夫在与君主在合作过程中而达成的文化共识，既表达了士大夫的政治思想、政治诉求，也体现出君主向往的国泰民安和长远的政治利益;它们既是汉代士大夫的今文经学代表著作，又在政治史上有重要政治影响。而且，《白虎通义》与《春秋繁露》的许多思想、学术观点完全一致，东汉班固的《白虎通义》学习、继承了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的思想观点，这包括王道三纲来源于天、灾异谴告说、性情阴阳说等。

但是，《白虎通义》与《春秋繁露》又是两部不一样的典籍，它们从形式到内容均有一些区别。

其一，《白虎通义》与《春秋繁露》在著作形式上有重要区别。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是一部儒家学者个人的经学著作，作者董仲舒是一位经学大师，汉景帝时代的经学博士，终生潜心研究《春秋》公羊学。根据《汉书·董仲舒传》的记载，董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后人将他的著作编成文集，初名《董子春秋》，后将其首篇《蕃露》列入书名，遂成董子《春秋繁露》。《春秋繁露》可以说是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为主、兼及其他的政治化经学的专着，也是他的经学代表著作。董子《春秋繁露》的最大特点，就是从儒家经典中引申出经世致用的原则和方法，为汉代朝廷建构出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经世大法的政典。而《白虎通义》则是由汉章帝召集汉代朝廷负责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等方面的政要和文化教育的官员参加的一次国家政典的协商、讨论大会，汉章帝本人“临制亲决”。可见，如果说《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从《春秋》公羊学中引申、建构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经世大法的话，《白虎通义》则是君主主持、士大夫参与制定的国家治理、典章制度方面的政典。只是为了确立这些国家典章、礼乐制度、经世大法的历史合理性，故而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来论证这些政典。所以，《春秋繁露》是从儒家经典中引申出国家典章制度、经世大法的政典，而《白虎通义》的特点是由国家典章制度、经世大法的政典溯源经典。

其二，《白虎通义》与《春秋繁露》在内容方面亦有区别。尽管《白虎通义》与《春秋繁露》均是汉代士大夫与君主在合作过程中达成的政治盟约与文化共识，但是它们在表达士大夫与君主的话语体系、价值立场还是有一些差别的。《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为主的经学代表著作，主要表达儒家士大夫在与君主合作时的话语体系、价值立场。所以，《春秋繁露》虽然体现出士大夫与君主合作时政治妥协态度，但是仍然充分体现、强调了士人的德治思想和民本精神。而《白虎通义》作为汉代王朝的政典，是汉章帝召集汉代士大夫参加、但是由汉章帝本人“临制亲决”的一次有关国家政典的协商、讨论大会，必然会体现出君主在接受儒家士大夫思想时的政治方面的强势态度。譬如，《春秋繁露》虽然在与君主合作时充分肯定君主的政治权力，将他们称之为“天子”，但是却不会称之为“圣人”。但是，《白虎通义》作为汉章帝召集并“临制亲决”的汉朝的政典，却在卷七《圣人》章专门探讨“何以知帝王圣人也?”虽然《白虎通义》主要引《论语》《周易》，论证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帝王为“圣人”，但是其目的十分明显，就是为当朝的帝王是圣人提供历史和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