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涌现了大批学术成果，举办了各类大型学术研讨会，出现了一些较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其研究主要集中在近代政治与军事、中外关系、经济与工商、思想与文化、基层治理与社会变迁、医疗与卫生等领域，并出版了系列史料汇编，现将本年度的代表性研究成果与热点予以回顾。

　　“周年纪念”是近代史学界值得关注的一项学术传统，这往往也使得相关主题研究成为该年的学术热点。2021年是太平天国起义爆发170周年，北京大学等举办了“跨学科视野下的太平天国与近代中国民众运动”，对太平天国史进行了全方位、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讨论，展示了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夏春涛在《太平天国再评价——金田起义170周年之反思》指出要避免太平天国研究从显学沦为绝学，要以科学态度研究和看待太平天国，摆脱神化或“妖魔化”的简单化模式，这已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同时，2021年也是辛亥革命爆发110周年，学界同样召开了多场学术研讨会，并有大量论著出版。一方面是纪念辛亥革命，试图回应“大革命”如何酝酿？如罗志田《革命的形成：清季十年的转折》，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反思如何推动辛亥革命研究，如桑兵《辛亥革命史研究需要走向精细化》、马敏《浅谈深化辛亥革命历史影响研究的三个视角》、赵立彬《公私藏档中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史料挖掘》。此外，2021年还是九一八事变90周年等，学界对此展开学术研讨，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

　　近代中国的政治与军事一直是学界关注热点，从2021年的研究中可看出，学界对晚清至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政治研究兴趣不减，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学术成果。这主要体现在三大研究议题之中，其一是政治运作与社会变迁，如梁华玮《国民政府时期省制及其运作研究（1925—1937）》、成梦溪《何以共和：民国时期省制争议中的学理与政争》及陈明《1927年安徽省政府主席问题与规制演化》都关注到民国时期省制问题；其二是近代的制度变革与演化，如塔丽婷《地方“谘议政治”的发端：清末奉天谘议厅述略》、李飞《市场、观念与国家：近代中国文物保护制度的形成（1840—1934）》、姜涛《南京国民政府征兵制的提出、调整与确立》、李在全《“革命军北伐，司法官南伐”——1927年前后的政权鼎革与司法人事延续》等研究，进一步厘清了近代中国的一些重要制度形成；其三则是军事史研究，李英全《甲午中日战争陆战研究》和毕可思《企鹅一战中国史》等，从军事史的角度揭示重要历史事件中的实证面相。而薛刚的《山川分布、区域性集体暴力与军事动员——从地理时间理解近代中国的战争与历史格局》，则以宏大视野和多方面因素重新解释了近代中国的战争历史格局。纵观近代的政治与军事史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在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高层政治之外的研究逐步取得更深入的成果，而一些新史料和新方法的运用，也使得政治与军事研究的热点将不断持续。

　　在中外关系史方面，一方面一些近代重要的外交事件仍有学者在深耕，如崔志海《美国政府与义和团运动再考察》、李育民《晚清对外关系中利益观念的演变》、张志勇的专著《赫德与晚清外交》及左双文的专著《折冲之道：以颜惠庆、傅秉常、张忠绂等为中心》等，使学界对一些曾早已关注的热点议题，有了较新的认识。而另一方面，中外关系史更多的是转向为双边乃至多边关系研究。譬如王元崇的专著《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丁怡骏和张志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在华的宣传活动》、侯中军《论英国对二战后中英商约的筹议》、许龙生《中日两国围绕明治天皇去世开展的“葬礼外交”探析》、张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与罗马教廷通使问题再考察》、张礼恒《被动中的抉择——清政府同意中韩建交的原因探析》等，这些研究通过多语种史料，勾勒出近代中美、中日、中英、中法、中苏、中韩等复杂关系。

　　在人物研究中，学界不乏对高层政治人物和官僚集团的探讨，如茅海建的论文《戊戌时期康有为与光绪帝》、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杨天宏《从“联俄”到“反赤”——吴佩孚对苏俄的认知及其变化》和朱浒的专著《洋务与赈务：盛宣怀的晚清四十年》等；但由于新史料的发现，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一些少为人知的地方人物，如邱捷的专著《晚清官场镜像：杜凤治日记研究》即是典型代表；也有一些研究在揭示历史人物曾不太被关注的一面，如戴海斌的论文《“大革命”前后的孟森》，重审这位史学家的一段少为人悉的政治经历。

　　2021年，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和《抗日战争研究》创刊30周年。王建朗认为抗战史研究目前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已成为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2021年的抗战史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一，出版了系列丛书，如张宪文、朱庆葆主编《抗日战争研究专题从书》，组织一批学者撰写了《美洲华侨与抗日战争》《日伪在天津的统治研究》《战时日本对华货币战》《战时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战后在华日本侨俘遣返研究》等专题研究；其二，在高校和地方等单位的合作中，编撰和公开了系列抗战史研究史料，如《二战日军细菌战档案汇编》《抗战时期璧山军事档案汇编》《广东省档案馆藏抗战档案选编》《滇军抗战档案汇编》；其三是多地召开了抗战史研究的学术研讨会，如“华中抗日根据地、新四军学术研讨会”“第八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地方档案与民众抗战研究”等；其四是涌现出了大量的研究论著，就战时的政治变迁、社会生活、经济结构、外交关系、文化宣传等方面展开讨论，如柯博文的译著《走向“最后关头”：日本侵略下的中国（1931—1937）》、马晓娟《石原莞尔与侵华战争》、许金生《近代日本对华宣传战研究（1868-1937）》、翟意安《抗日战争期间中日间的宣传战（1937—1945）》、郭辉《国家纪念日与抗战时期政治文化研究》、王萌《谋心：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宣抚”工作（1937—1945）》、巫仁恕《劫后天堂：抗战沦陷后的苏州城市生活》、刘志英等著《抗战大后方金融网的构建与变迁研究》、陈谦平《国际关系视野下的中国抗日战争研究》等论著。

　　由于抗战史研究渐趋热门，但也出现了同质化研究的问题。有的期刊刊发了一些学术回顾，如王建朗《回顾与前瞻：抗日战争研究三十年》、祁建民《三十年来日本的抗日战争史研究》、苏圣雄《世变与史学：台湾学界抗战史研究的兴起与发展》等；有的期刊则组织相关笔谈，思考如何推进抗战史研究，杨奎松、高士华、潘洵、曹必宏、李金铮、黄道炫、袁成毅、吴敏超、陈默等学者都曾发表自己的见解。

　　经济与工商曾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史发展的主线之一，在2021年的研究中，亦有大量且重要的成果问世。尤其在商贸活动、税收、地权与林权、财政经费、企业与产业史、生计模式、技术史、工程史等热点问题上展开了极多新的讨论。如朱荫贵《近代中国的资本市场：生成与演变》、林展《高利贷的逻辑——清代民国民间借贷中的市场机制》和冯剑《近代天津民间借贷研究：1900-1949》的三本新著对中国近代的资本市场和民间借贷提出新的见解。龚珍和王建革《从养虫到种烟：农业经济史视野下近代凉山彝族的社会重构》关注到了以往研究不太注意的地区及其生计模式的转变。

　　新概念、新史料和新方法的介入，对经济史研究中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侯彦伯的《晚清泛珠三角模式的贸易特色：华商、中式帆船与粤海常关的积极作用(1860—1911)》提出了“晚清泛珠三角模式”去解释区域市场圈的复杂多样性。于广《从机器货物税到统税：裁厘改税与近代中国出厂税的演变》指出学界在“裁厘”的研究中往往忽视了“改税”的问题。胡英泽《近代中国地权分配基尼系数研究中若干问题的讨论》通过基尼系数的视角，认为过去的一些研究低估了近代乡村地权分配的集中程度。李耀华和狄丹阳《近代银拆利率与上海劳资纠纷——基于1929-1936年的微观数据分析》利用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钱业公会挂牌银拆利率和劳工统计微观数据，进一步丰富了利率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实证经验。

　　此外，本年还出版多部近代经济史方面的专著，如罗安妮的译著《大船航向：近代中国的航运、主权和民族建构》、程麟荪的译著《近代中国的银行业》、燕红忠《中日货币战争史（1906-1945）》、朱英《曲折的抗争：近代上海商会的社会活动与生存策略》、刘增合《白银与战争：晚清战时财政运筹研究》、范矿生《社会资本与近代企业发展：以中兴煤矿为中心》、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等书，从不同方面探讨了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诸多问题，推动深化了经济史的实证研究。

　　在思想文化史领域，文教革新、大学史、学术史、概念史等领域佳作频出。杨国强《千年历史的一朝终结：科举造就士人和士议倾覆科举》和《学堂与社会之间：清末的兴学和毁学》等系列研究，从宏观上对晚清的文教革新提出了新的思考，徐佳贵《组织演变与文教革新——晚清与五四之间的江苏省教育会》则将该问题置于地方进一步讨论；左玉河《特殊性和优越性：钱穆的战时文化民族主义情结》则关注了钱穆的战时思想演变；在教育史研究方面，蒋宝麟《清末学堂与近代中国教育财政的起源》和朱鲜峰《“学衡派”与近代中国大学教育》等专著则从教育财政和学派等方向切入关注近代教育发展。黄克武《反思现代：近代中国历史书写的重构》、汪洪亮 《整合与重构：近代西南的边政与边疆学术》和刘龙心《知识生产与传播：近代中国史学的转型》等专著，使我们看到了近代学术的转型与重构。

　　值得一提的是，概念史研究也涌现出了不少成果，如方维规的论文集《历史的概念向量》收录了作者关于概念史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正如桑兵和关晓红本年主编出版的《解释一词即作一部文化史》一书所言，关于从词汇及概念出发去讨论思想文化史的研究越来越多，譬如科学、文明、领导权、体育、意识形态、海权、新中国、地主、爱国卫生运动……这些概念都成为史学研究重要的关注对象。

　　基层社会研究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领域，在2021年中，基层治理和社会变迁依然成为了经久不衰的议题。其中城市与乡村治理涌现的论著和译著数量尤巨，如郭谦《转型期城市社会治理研究：民国山东城市下层社会调控透视》、朱庆葆等《改造乡村中国：民国长江三角洲地区乡村建设研究》、王先明《百年中国乡村建设的思想与实践论集》《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百年史》《20世纪的中国乡村》、柳敏《近代乡村移民的城市融入—以天津和青岛为例（1928—1937）》、阮清华和姜进主编《城恋乡愁：二十世纪中国的城乡关系史》、安克强《镰刀与城市：以上海为例的死亡社会史研究》等。同时，周琼、夏明方、余新忠、马俊亚等在《灾害文化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笔谈》中也提到了关于从灾害研究到基层治理的独特见解。在跨学科方法和视野的影响下，近代环境史研究也开始引人注目。如梅雪芹等著《中国环境通史》（清—民国卷）、萧凌波《气候、灾害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穆盛博《洪水与饥荒: 1938至1950年河南黄泛区的战争与生态》等著作，从环境变迁的视角去讨论近代中国的历史。

　　在具体案例方面，关于社团、宗族、帮会、会馆等基层组织也多有研究。如孙江《重审近代中国的结社》、李甜《旅汉皖南同乡团体的近代经营与社会主义改造》、郑小春《咸同兵燹冲击下的宗族生活及其重建——以绩溪南关许氏宗族为中心》等。而常建华《日常生活的历史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三探》、小田《风土与时运：江南乡民的日常世界》、李长莉《微历史：近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等著作，使学界注意到日常生活史同样也是基层社会不可忽视的面相。此外，刘宝吉《路径依赖与新兴宗教在地化：民国时期县级道院微观研究》和张德明《在地教育与福音传播：华北基督教中学立案后的宗教教育调适（1930—1937）》，都注意到近代宗教在华传播的在地化问题。

　　当前学界越来越多的研究呈现出整体史关怀，正如《区域史研究》创刊号所指出的，区域史研究成为学者们试图加深理解国家历史乃至全球历史的重要研究取向之一，其核心问题是历史上人们的互动如何形成在某个视角下有意义的“区域”。萧邦齐的译著《中国精英与政治变迁：20世纪初的浙江》、辛加拉维鲁的译著《万国天津：全球化历史的另类视角》、陈明胜《第三领域：近代江苏地方自治研究（1905-1937）》、王继平《近代湖南乡村社会研究（1840—1949）》、袁灿兴《大运河与无锡近代社会（1911—1937）》、庞毅《地方的逻辑：陶真人与近代湖南》等都通过区域研究，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近代中国。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医疗与卫生史也越来越受到学界关注，涌现出了大批学术成果。在宏观讨论上，余新忠在其论文集《追寻生命史》中指出立足生命并透过生命来探究历史的状貌和演变脉络，可以看到不一样的历史面相。张玲和司丽静的专著《中国近代医学社会史九讲》则研究了近代中国医学社会史的九个热点问题。而在一些专题讨论中，则主要是围绕着国家卫生体制、疫灾防控、医护群体、医学药品、卫生与城市、卫生知识等主题展开研究，如杜丽红《碎片化的专业治理：国家政权建设视角下近代中国卫生行政的演变》、王雨濛《庚戌鼠疫与“伍氏口罩”的诞生——兼及其历史渊源》、姬凌辉《南京国民政府管控麻醉药品的制度尝试与专营困境》、刁莉和宋思琪《近代汉口的中药材贸易(1872—1919)》、高晞《疫病的现代性：从“瘟疫”到“传染病”的认知嬗变》等，这些研究都为我们进一步理解近代中国的医疗与卫生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代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2021年的研究中，学者重点关注到了近代的商人、学人群体、留学生、人力车夫等，如彭南生《街区里的商人社会：上海马路商界联合会（1919-1929）》、陈怀宇《清华与“一战”：美籍教授的中国经验》、徐志民《近代日本的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史》及史谦德的译著《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等著作，这些研究无疑具有祛魅作用，使历史上的许多职业群体呈现出更饱满而真实的形象。

　　此外，近代史研究始终是以史料为基础，2021年出版了大量的包括但不限于档案、报刊、日记、民间文书等史料汇编，其中尤其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为代表，对晚清和民国时期的史料进行了整理和出版。如《近代警政史料汇编》《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中国近代医疗卫生资料三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论著选辑》《近代博览会资料汇编》《中国现代史档案资料汇编》《香港中文大学藏盛宣怀档案全编》《近代史所藏李景铭档案》《袁昶友朋书札》《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第八辑等。在这些大型资料汇编中，有不少史料为首次披露，对于推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有重要意义。

　　回顾2021年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热点问题，可以看出新视野、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新材料等对学术研究的推动作用。尤其新史料的发现和跨学科新方法的使用，促生了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些新领域，对1840—1949年期间的复杂历史面相有了更多新的解释。同时，在很多旧有的重大议题之中，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学术观点，形成了良好的学术对话。而在研究时段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长时段和打破断代的研究视野，并且时段开始不断下延。一些学术刊物在不断地主动营造严肃的平台，带动学术热点的发展，推动近代史学术研究的进步，但同时也需要加大对近代史研究中存在问题的批评与探讨。

　　（作者：朱 焘 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民间记忆与地方文献研究中心）